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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就是根据这些册子来收啊，所以才要隐瞒人口和田地数。    造成地直接结果就是政府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少……”

    庞雨还记得以前跟李教授闲聊时，老人家曾经跟他谈起过明代史书中一段趣事：洪武年时明政府一年可以收到三千多万石地税粮，有一年最多收到了三千两百万。    朱元璋一开心就规定说以后就按这个标准，每年征收税粮不超过三千三，老百姓负担不会太重。

    然而这个标准后来基本就没能达到过，除了和老爹一样彪悍的永乐。    之后的历代皇帝，每年能达到两千七百万这个标准就非常高兴了，到万历年间只剩下两千五百多万，而万历三大征则花光了政府的国库……

    崇祯那个倒霉孩子，历史书上一直说他收税收多了才导致农民起义，可实际上，明政府的收入却是一直在减少的。    而同一时期明帝国的人口却增长了至少两三倍，政府地开支更是增长了五倍以上。

    当初庞雨听到这段笑话时还感到难以置信。    然而到了这边，在跟严文昌等体制内人员具体交流过之后，他终于明白这是咋回事了。

    “基层彻底烂掉啦……”

    敖萨扬也在叹息，大明朝不是没钱，但这钱却收不到政府手中。    效率低下的吏治，加上僵化死板的经济政策——朱元璋定下的税率严禁子孙后代更改。    任何试图增加税收的官员，无论什么原因，都会遭到清流们最强烈的抵制。    即使面对皇帝他们也敢于破口大骂，然后得意洋洋脱了裤子等着挨廷杖，并由此加入所谓“清官”“忠臣”之行列。

    碰到这么一群臣子，难怪崇祯皇帝日后会在那棵著名的歪脖子树前嚎啕大哭：“君非亡国之君，臣皆亡国之臣！”

    ——以这边官员的表现来看，倒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

    对于远在北京紫禁城里，那个今年才刚刚十九岁地倒霉蛋，大家很是幸灾乐祸了一通。    不过庞雨接下来一句话。    却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：

    “现在这麻烦转移到我们头上了——我们也要依据这些东西来收税，而且马上就要到收秋粮的时候啦。    ”

    大家顿时一愣。    虽说一直以来他们都很自豪的宣称占领了整座州府，但无论在心理上，还是物质准备上，其实都还没怎么考虑这些问题呢。

    “现在就准备收了么？能不能先缓一缓，免个一年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按照解席原来的设想，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基层队伍没有建立起来之前，还不打算这么早就介入到本地繁杂纷乱的民政事务中去。    反正他们现在并不需要这些赋税，找个名目干脆免掉一年，也好争取人心。

    但庞雨立即提出了一个最实际地问题：

    “如果我们免除今年的赋税，固然可以让当地老百姓高兴一下，但海南岛上大大小小所有公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如何解决？”

    以前在临高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不用管这个。    因为临高县太小了——和后世比起来，明王朝的公务员班子实在是非常的“精干”——临高县城里正儿八经吃政府俸禄的才十来个人。    而且那时候程叶高等人怕他们怕得要死，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了，当然不可能跑来找他们谈工资待遇问题。

    后来老程三天两头派人前往府城，申辩自己并未“从贼”，其中有一半因素也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份俸禄。    关于临高县算不算“陷入贼手”的官司一直在打，府城官员倒没在这方面为难他们，反正统共不过十来号人，大明王朝又是出了名的低工资，账面上根本没几个钱，于是他们地钱粮禄米还是由朝廷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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