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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提学官所建书院有衙署、祭祀、聚徒讲学三大类型，影响最大的是聚徒讲学型书院，其中的精英教育以省级书院成就最高，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官学系统中省一级的空白。
中晚明王学兴起后，王门后学利用担任提学官的机会，通过建设书院来传播新思想，更将讲会制度引入官办书院，通过思想与制度的双重渗透瓦解了官学体制中的师生秩序，以讲学同志的连属形成团体。
此时，秉持取士之权的提学官在选拔讲学团体成员时面临私相授受的指控，进而引发了万历初年张居正的学政改革，明令提学官“不许别创书院”。
此后，提学官通过建设书院来“教士”的行动遭到打击，逐渐向专于“校士”的职能转变。
有明一代，在王阳明先生提出了以“致良知”为核心的心学后，认为即使是愚夫愚妇也是平等，而其学生，同时也是反对张居正的学者何心隐在其著作《原学原讲》中所提出的学习知识就是需要讲学的。
而讲学本身需要场所，这个场所便是书院，所以明代书院数量繁多，讲学之风繁盛，读书人在学院里学习知识、禀承两宋书院之风，大胆议论政治，同时以书院为结点，强调传统“五伦”之中的朋友关系，发展私人情谊。
五伦即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的关系。
当时许多地方上有名望的读书人都加入书院讲学的范畴，并以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。
这样一股势力，是朝廷所不能忽视的，特别是部分基层官员也经常参与书院的活动，甚至有的官员将日常政府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拿到书院中讨论，由读书人们来决定如何处理。
发展到后来，在野的士子在东林书院汇聚，发挥出巨大的影响朝政的实力，正是由各地书院对政府的细微影响点滴积累而来。
张居正或许已经从最近士林中聚会议事中感觉到了不好的苗头，所以写下《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》。
不过魏广德只听说东林党，也知道东林书院厉害的很，但并不完全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汇聚力量，进而在朝堂稳步发展，茁壮成长，成为晚明最大毒瘤。
所以，在看到张居正奏疏后，第一反应是张居正要打击报复士林。
“叔大兄，这太祖虽确实要求士子不得干政，可创建别院、讲学，似乎没什么不好的，可以广播智慧.”
“善贷，你没有切身体会，理解不了这样聚众讲学的危害。”
魏广德迟疑着开头，就被张居正打断，并开始讲解自己之前一段门下打听到的消息。
“夺情”之时，不止朝野反弹激烈，民间士人也是聚会，大肆抨击他张居正贪权失德。
这些，张居正相信魏广德是有所耳闻，所以也不怕剥开伤口。
脸已经丢过了，可不能因此就不敢言语，即便发现其中的危害也因为脸面不愿提及。
于是，张居正把士林参政议政的弊端逐一对魏广德进行讲解，毕竟魏广德没有遭遇过，很难有他对此的理解。
听到张居正的讲解，魏广德不由得也想了很多。
后世革命，星星之火不也是通过校园传播的，让一大群学子投身其中，前仆后继。
直到有伟大导师看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，转而引导星火转入在中华大地上更加辽阔的农村，才终于把火星变成大火。
而引燃这场大火的，就是那无数的校园火星。
“若地方士林群情汹涌，地方父母怕也会受其胁迫？”
张居正说道激动处，直接说出其中影响朝政的地方。
原本在魏广德看来，地方士人应该受到官府管控，可联想到大明的廷杖，官员为了虚名都甘愿接受廷杖，甚至甘之如饴，可以想象当士林一心时，官员们会如何选择。
右手放在茶几上有节奏的敲击，魏广德也在思考张居正话中的道理。
逐渐的，他被说动了。
“嘉靖五年，礼部尚书桂萼上言严格考核提学官人选。
十六年，以御史游居敬弹劾湛若水倡导伪学、私创书院为先声，世宗下令禁毁私创书院，打击王守仁、湛若水等人的讲学活动。
次年又进行第二次禁毁，矛头指向“抚按司府官”。
十三行省之提学官隶属按察使司，自然也在警告范围之内，其实就是为杜绝民意绑架官员。”
张居正继续说出前些年嘉靖朝的处理对策，只是时间过去几十年，士林似乎有死灰复燃，私创书院再次大量出现，实在是不好的征兆。
不过明代的禁书院政策不得人心是显而易见的，嘉靖间的两次禁止政策效果有限，提学官建立书院的势头并未衰减。
实际上，大明并非不准私人创立书院，各省几乎都存在，只是这些书院要么是前代流传，得到本朝认可，或者私创后地方官员禀告朝廷，得到朝廷赐匾，这样的书院就不属于私闯，算是朝廷认可的。
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地方士绅，往往也愿意这么做，以表现自己弘扬文化，教化百姓有功。
“书院，更多应该是为士子科举教授为主，而不能成为传习思想，甚至鼓动互斗只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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